一直以来，朱济世一直有一个错误的观念——种地应该是一门专业，一门很有“钱途”的专业，需要一个有活力的农民群体全身心地投入，而不是农民工的副业或者是农村老人们的晚年生活。这其实和他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见闻有关，他虽然是广东北部山区的城市居民，但是居住的地方离乡村并不遥远，亲族当中也有许多农人。当然知道粤北山区的土地抛荒，农村青壮年大量离开的情况。而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又见识到了欧洲农村的富庶，农业一片繁荣的场面。再加上身为海归派的朱皇帝总有那么一丁点崇洋媚外，所以就错误的将欧洲的家庭农场加农业合作化当成了最理想的农业制度。
不过朱济世也知道，要实现这种理想的农业制度，必须要有足够多的耕地，同时城市吸收农村富余人口的能力也要足够的强。否则大量离开土地的农人涌入城市，衣食无靠，可就是最佳的造反派了！
而且，家庭农场其实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方式——只存在雇佣劳动，不存在封建人身依附。在19世纪中叶的中国，大量存在于农村的富农和中小地主其实就是类似的存在。而统治乡村的士绅地主则是家庭农场大发展的障碍，士绅作为乡村的实际统治者，压迫的不仅是贫下中农，也包括比较富裕但是在政治上没有地位的殷实之家。
另外，家庭农场仅仅是一个生产组织而非战斗集体。将没有多少野性的汉地农人以家庭为单位迁移去东北、西伯利亚、西华这样的华夷斗争极为激烈的地区可就太过危险了。
因而执政近20年的朱济世，从来都没有大张旗鼓推行过家庭农场。不过到了现在这个时候，随着大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殖民地和新领地的大量开拓以及形势渐渐安稳，还有农村士绅统治在科举改革和政党政治的双重冲击下渐渐趋于瓦解。大明已经到了推行家庭农场加合作化这个“理想的农村体制”的时候了。
今天，朱皇帝将左宗棠、罗泽南、郑洪和刘鹏等四人招来温泉宫，就是想和他们商量这件事情来着。
“一国之发展进步，由如平地起高楼，而盖房建楼之关键在于基础。基础不实，纵然楼高千丈，也早晚会在瞬息之间轰然而塌。而我大明当建万世之基业，这基础需得扎实无比。我中华之基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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